兔子跑啊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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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个朋友，跟我倾诉他的焦虑。也是焦虑的时候了，大三与大四之间，校园与社会之间。

　　工作？考研？出国？工作，做什么工作？找不找得到？考研，考什么学校？什么专业？出国，现在出还是过两年再出？学什么？有时候我们抱怨没有选择，现在有了，人却更焦虑——富贵病。

　　我压抑着自己的焦虑，听他讲述他的焦虑。他的焦虑合情合理，转念一想，却不能不说有些功利。当然，此时的功利，可以理解，甚至难以避免。

　　他问我为什么不尝试时尚，我说不爱打扮，他说那也是传媒界呀，而且你知道在那里工作能见到什么人吗？在他把那些光鲜的名字说出来之前，我就有些愤怒了：这个行业对我的吸引不在于可以见到谁——小布什、詹姆斯、霍华德或者杨澜——都不重要，这个行业对我的吸引在于我可以做什么。我并不觉得人模狗样的去见些同样人模狗样的人是我的幸福之所在，我宁愿灰头土脸的奔波在大街小巷，在一个孩子在学校被烫伤迟迟拿不到赔偿的时候，我的一篇报道能为他拿到赔偿起上一点点作用。

　　事后我反思自己当时的愤怒与激动，依稀记得是周国平说的，人与人毕竟不同，所以强行要求他人的理解是不道德的。那一时的愤怒与激动也许是我深层焦虑的表层体现，我也怕不得不去做与自己理想相距太远的事。一遍又一遍的告诉自己要从容，还是只做到表面从容，哎。